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

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，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”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其核心在于通过阶级分析明确革命对象与同盟力量。结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演变，可从以下维度重新梳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：

一、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原旨与当代适用性

毛泽东在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中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、买办阶级、中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、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六大类，并明确指出：

敌人：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、官僚、买办阶级及大地主阶级（反动统治阶级）；
朋友：工业无产阶级（领导力量）、半无产阶级（贫农）、小资产阶级（自耕农、手工业者等）；
中间力量：中产阶级（民族资产阶级），其右翼可能为敌，左翼可能为友，需通过统一战线策略争取。

这一分析框架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，而当代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，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仍具启示意义：需结合社会资源占有、利益诉求及政治态度，动态识别社会力量中的对立面与同盟者。

二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与利益博弈

根据职业分层、财富分配、教育资本等维度，当代中国社会可划分为以下阶层，其利益诉求与政治态度呈现差异化特征：

阶层	特征描述	潜在角色定位
权力精英阶层	党政机关高层干部、国有大型企业高管、重要事业单位负责人，掌握组织资源与政策话语权。	既可能是改革推动者（若代表公共利益），也可能因权力寻租成为利益固化阻碍者。
知识技术阶层	科研机构学者、高校教授、高科技企业研发人员，拥有文化资源与技术优势。	倾向于支持创新驱动发展，但可能因资源分配不均与权力阶层产生矛盾。
新经济阶层	互联网企业创始人、风险投资人，掌握经济资源与市场话语权。	推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，但可能因资本扩张引发社会公平争议（如平台经济劳动者权益问题）。
城市中产阶层	公务员、白领职员、个体工商户，家庭年收入15-50万元，关注教育、医疗与住房。	追求稳定与生活质量，是社会稳定器，但可能因阶层固化焦虑成为改革诉求群体。
产业工人群体	制造业工人、建筑业农民工、平台经济从业者（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），收入较低且保障不足。	传统产业工人可能因自动化替代面临失业风险；平台劳动者则因劳动关系模糊缺乏保障。
农业劳动者	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6%，依赖土地与政策补贴。	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，但可能因城乡差距扩大成为相对剥夺感较强的群体。
低收入群体	月收入低于2000元，约6亿人，主要分布在农村和中西部，以体力劳动者为主。	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，需通过社会保障与再分配政策缓解其困境。

三、当代“朋友”与“敌人”的动态识别

基于阶层利益博弈与国家治理目标，可对当代社会力量进行如下角色定位：

核心同盟力量（朋友）：
- 产业工人与农业劳动者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力量，其权益保障是共同富裕的目标所在。需通过完善劳动法规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、加强职业教育等措施巩固其同盟地位。
- 城市中产阶层：其稳定消费与理性诉求是社会和谐的基础。需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（如教育、医疗）增强其认同感。
- 知识技术阶层与新经济阶层：其创新能力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。需通过科研投入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反垄断规制等政策引导其服务国家战略。
需争取的中间力量：
- 权力精英阶层中的改革派：需通过制度约束（如反腐败、权力监督）防止其异化为利益集团，同时激励其推动公共利益。
- 新经济阶层中的社会责任践行者：需通过税收调节、慈善激励等政策引导其参与共同富裕建设。
潜在对立面（需警惕的矛盾点）：
- 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：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且社会保障不足，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。
- 平台经济劳动者的权益缺失：若劳动关系长期模糊，可能激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。
- 权力与资本的勾结风险：若权力寻租与资本扩张结合，可能侵蚀社会公平基础。

四、政策启示：统一战线与阶层整合

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强调“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”的策略，这对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：

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：通过税收、社保、教育等工具调节阶层差异，避免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底部膨胀。
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：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、扩大大病保险覆盖范围，缓解低收入群体焦虑。
推动教育公平：通过“双减”政策、高校专项计划、职业教育改革等措施，打破阶层流动障碍。
规范新经济形态：要求平台企业为骑手缴纳社保、加强数字劳动权益保护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。

结语

当代中国的“朋友”与“敌人”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对立，而是表现为利益诉求的差异化与公共政策的博弈。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启示我们：需以动态视角识别社会力量中的同盟者与矛盾点，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实现阶层整合，最终推动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。这一过程既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，也需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现代化治理新路。